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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教仁,三十而立,以身许国  

2017-05-21 21:06:53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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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3年2月20日晚上,上海闸北火车站,宋教仁被一颗子弹击中,新生的民国方向逆转,中国第一轮民主宪政的尝试和实践受挫。

汤化龙的挽联说:“倘许我作愤激语,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,号哭范巨卿,白马素车无他赴;便降格就利害观,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,从容来君叔,抽刀移笔向谁言。”他称宋教仁是万里长城,国人为何要自坏万里长城。

1882年出生的宋教仁,在100年前的中国,只不过是32岁不足。一个80后,却要为中国担当这样大的责任,要成为一国的栋梁,要成为这个国家的万里长城。凭什么?凭的是那个时代提供的机会。那个时代是一个大转型的时代。当他少年时代,中国发生了戊戌变法,中国发生了八国联军进京,中国发生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,这个国家的命运成了很多读书人关心的问题。他在那样的大时代,追求自己的理想,参加革命,到日本深造,最后成为那个时代风口浪尖上的英雄人物,成为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,成为国民党的重量级领袖。

宋教仁,三十而立,以身许国 - bingrong78 - bingrong78的博客

 

他的出现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,是一百年的中国呼唤出来的。是一个大转型的时代孕育出来的。今天的时代可能越来越靠向他的时代了,又在呼唤着一批一批的英雄的诞生,重新建造一个全新的中国。宋教仁是那个时代的少年人,他要创造一个少年中国。一个少年中国的少年,他的生命夭折在32岁,一百年后,人们还要探寻他走过的道路,探寻他的政治理想。他今天仍然没有离开我们,因为他留下的百年谜案都没有解开,我们还在破他的案;他留下的百年之问,我们还没有回答。今天我们所有的人,中国人,男女老幼们,其实每天都面对着宋教仁之问,或者说宋教仁留下的百年之问: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,在这一块专制深厚的土地上,有没有可能实行宪政民主?这是一个百年之问,今天还没有回答。这个问题不仅是过去的,更是未来的。所以我说宋教仁这个人物,也不仅是过去的,更是未来式的。他主张在宪政的轨道上,公平竞争,轮流执政,政党内阁,议会民主选举,省长选举,省自治,一整套一系列的主张,都是人类美好的理想,这些理想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都已经变成了现实。包括在华人的某些地区也变成了现实。在我们周边的一些小国,像缅甸也即将成为现实;在越南也正在成为现实;最后只剩一个老大中国。我们是世界的末班车,我们有幸赶上了这末班车。

谭人凤先生说过一句话:“破坏建设一身肩,有思想,有学问,有才能,谓之政治大家曾何愧。”这是他写的挽联的一幅上联。在那个时代,宋教仁就是这样的一个政治家,身上有超强的建设力,他不仅有理念,能搞演说,而且能搞组织,而易能操作实际的政治,运作当时的中国人都陌生的那一套宪政运作的那一种方式。所以当他死之前,中国的报纸都已经把他看成政治家。1913年1月26日,徐血儿在《民立报》发表一片评论,题目叫《当今之政治家》,文章中“当今第一流之政治家,而无有可以企及者也”就是宋教仁,说他“有沉毅的魄力、运用的手腕,尤其有系统的政纲,而且能坚持政见,不屈不挠”。

2月21日,来自浙江的一篇稿件说:“听孙先生演说,理想高远,是一大哲学家;听黄先生演说,诚坦动人,是一大实行家;听宋先生演说,条分缕析,是一大政治家。”宋教仁的演说,条分缕析,对外交事务、内政事务,对财政,都有自己的主张,自己的见解。3月24日,在宋教仁死后不久,《民主报》发表文章论当世政治家,“本党理事,国民党的理事当中,孙黄二公之外,才气之纵横当推宋教仁为最。能运用大党略,以与他人争雄者,亦以此公为最。能为强毅之手段,与他人奋斗者,亦以此公为最。”

同一天《民权报》评论说,宋教仁是政治界中的稳健派,认为他用温和的手段稳健地推动中国的民主,所以他称之为真民国的万里长城。这一个称呼跟汤化龙给他的称呼万里长城是一致的。所以当时有很多的人把宋教仁看成是民国的万里长城,万里长城却在顷刻之间就塌了。整个国民党上下,乃至整个的中国朝野,无论支持他的还是反对他的人,在那一刻都感受到了失去他的痛苦,在那一个春天1913年的春天,整个中国都感受到了失去宋教仁的痛苦,那是真民国的万里长城顷刻塌陷的痛苦。今天如果你蓦然发现万里长城塌了,带来的那种震撼,那种心痛是可以想见的。这个痛苦不仅停留在1913年的春天,而且穿透了百年,直到今天整个百年史都感受到了失去宋教仁的痛苦。宋教仁的痛苦不仅是湖南桃源人的痛苦,更是整个中国人的痛苦。而且这种痛苦时不时就要隐隐发痛的痛苦。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个难得的具有建设力的人物,一个中国历史上稀缺的具有建设力的人,一个阳光人物。

他身上具备健全的角色意识,他所以说,他如此笃定的说,进而组织政府,实行确定的政治主张,退而在野,处于监督地位,跟反对党可以相磨相帮,共同进步。这番话一百年来如此笃定的说过,一个掌握了权力的人敢说进而在朝如何,退而在野如何,敢说出这么笃定的话吗?他有自信,他知道,选下来了,下次可以选回来。因为他有自信,如果没有这样的笃定,政治人物说不出来这样的话。政治人物好不容易在打天下中赢得了政权,哪肯放手的?你见过放手的吗?我只见过一个,蒋经国先生,他放手了,他终于放手了。我们看见他在那一个时代他可以说出这么笃定的话,“进而组织政府,实行政见,退而在野,处于监督地位”,这正是民主宪政最核心的理念。这是中国的一条正路,这条光明大道,曾经在1912、1913年的中国铺开了,他是走在这条路上的领头羊,是中国政治的领军人物,是一个超前看见了新中国的人。但是这样的一个阳光人物,他即将给中国带来阳光,带来全新政治文明的空气,他不幸被一个兵痞,武士英一颗小小的子弹击中了。这颗子弹就结束了中国探索民主宪政的一条道路。这一百年我们仍然活在百年余痛当中。宋教仁的百年之问,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巨大的、写在天空的问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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