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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岁月飘忽,性灵不居,腾声飞实,制作而已。” 刘勰《文心雕龙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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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华大学初期的四位导师  

2016-10-06 14:53:54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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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华大学初期的四位导师 - bingrong78 - bingrong78的博客
 (陈丹青《国学研究院》。左起﹕赵元任、梁启超、王国维、陈寅恪、吴宓。)

1925年,清华学校开始筹建“国学研究院”。其中,王国维、梁启超、陈寅恪、赵元任因为以教授身份各负责一个研究室,被誉之为“清华四导师”。

四位导师精心传授国学知识,引导学生学习、领悟浩瀚精深的古代文化,让渴望智慧的生命如啜甘饴。同时,他们还将教育融入生活,催动青年才俊术业精进,走向专业领域的最高峰。而同事之间不设禁区的学术探讨,更显现了智者风范。他们别样的才情犹如卓然屹立的山峰,既彼此独立,又互为映衬,巍峨成蔚为壮观的智慧山脉,共展国人风骨。

王国维:忠实不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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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(学术研究傲视群雄的王国维。)

王国维的学术成就足可“傲世”,而有“资格”傲世的王国维并不傲世,他在研究院讲《尚书》时,竟说自己对《尚书》“只懂了一半”。不仅如此,他在纠正前人之误,做出“妙解”的时候,对自己不能解之字,也坦言不知;对不能解之语,则直言“实不能解”;对不能解之句,更是直告“不知因何由而变”。

做学问一丝不苟,对学生忠实不欺,王国维“不知为不知”的至诚品质博得了学生的钦敬。而在日常的教学与研究中,王国维从不放言高论,不议论他人短长,不攻击古人,不自夸渊博,不穿凿附会,不妄下结论,更不抄袭他人言论。

做成高端学问,崇尚低调生活,王国维过的是一种真正的大师生活。古云:“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,是知也。”自己知道就说自己知道,自己不知道就说自己不知道,看似很简单的道理,大部分人都做不到,太多的人在撒著虚荣的谎,最搞笑的是有一次上课,老师问预习了么?我说“对不起,没有”,另一同学没预习却说预习了,教授说那好,起来说说有什么感受,那同学当即哑火。相信这样的场景,广泛存在在大学高中初中小学课堂里,这些人就是不明白,什么是智慧,什么是小聪明,什么是愚蠢。

梁启超:理性而深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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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(理性的梁启超,对话令人印象深刻。)

梁启超先生在研究学问、著文立言、讲课授业之外,还经常和同道中人做零距离的交流。和朋友交流时,他多谈对方感兴趣的话题,而不是“当仁不让”地将话语权“垄断”,让别人只有“领受”的份。

有一天,看了刘海粟带来的新画作,梁先生赞许道:“这张古柏笔力充沛,是扛鼎之作,好!不亚于去年你寄给我的那张《西湖南高峰》。”说著,他将画放在条桌上,退后几步,认真地品赏,再次称赞刘海粟的画作“经得起反复看”,然后,充满深情地鼓励道:“将来可以大有创造,努力啊!”同时,他告诉刘海粟:“你去年送我的那张,我挂在客厅里常常欣赏!”在梁先生的“要求”下,刘海粟当场画了一竿墨竹,下面配了小枝,枝头上又撇了两片叶子。梁先生看着墨竹,不假思索地提起笔来,在画上题了“孤竹君之二子”六个大字。

梁启超先生看似不经意的品评,显露的其实是他深厚的教育功底。从先前的言语称赞,到后来的纵笔题字,其良苦用心毫发毕现。青年刘海粟的画功自然非同寻常,画笔当是淸新自然,但我们还是能从梁先生的奖言励行中,发现他的一片“美意”。更可快人心意的是,梁先生对青年人的赞赏极专业,对后生的奖励真切诚挚,不矫揉造作,更不捕风捉影,已至无痕之境。他不光称赞作品的好,还能说出作品好在何处。这样的评价有内容,展理性,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得到刘海粟内心里涌动着的暖意。

和梁先生的品评相比,今天许多教师的评价过于关注形式而轻视内容,过于注重感性而缺少理性,特别是那些打着国学幌子招摇撞骗的伪国学大师,只会泛泛而谈,毫无深度。

陈寅恪:精进务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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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(陈寅恪治学秉持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。)

陈寅恪讲课时,先将需要使用的材料一一写在黑板上,然后,针对所列内容进行解释、分析、考证、综合。他的分析精细入微,就像剥笋一样层层深入,越讲越深,越论越透,让听者获得至美享受。陈寅恪的讲授以材料为基准,以事实为依据,既能从整体上把握,又会在细微处挖掘,不夸大其词,不断章取义,不妄下结论,更不歪曲篡改。在学生的眼里,他的课常常是山重水复时突又柳喑花明,在羊肠小径处又现阳关大道,给受遮蔽的眼睛以豁然开朗、别有洞天的畅意。

当下课堂里,教师的讲授受到了诸多限制,教师才情尽显的讲课场景更是难得一见。许多教师甚至不愿提“讲课”二字,生怕自己的讲“代替”了学生的学,遭人诟病。更有将讲课时间限定在五分钟之内者,似乎自己做得越少越好。这种自设上限、自缚手脚、以练代教、以学代讲的教学方式,只能使得教师的主导地位遭遇人为削弱,教学能力难以充分展示,教育智慧无法尽情彰显。当然,有些教师不敢讲,也是担心自己讲不出能令学生评然心动的内容来——不照本宣科,就会露丑显拙。

赵元任:直言不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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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赵元任,中国语言科学的创始人,被誉为汉语言学之父。)

赵元任教授的普通语言学是一门新兴学科。他认为,“白话文”有自己的语体特点,并不等同于“口语”,有一次,他对胡适说:“适之啊!你的白话文不够白,你要不相信,我可以给你录音,你自己再听一遍”胡适听了录音之后,果然发现自己的白话文“不够白。”

那么,赵元任所说的“能说的”白话文到底是什么样子的?请看赵元任写的一段话:

大概是我五岁住在祁州的时候儿,我们下半天常常儿有点心吃,他们给我留了一碗汤面在一张条几上。没人看着。赶我一走到那儿,一个猫在那儿不滴儿不滴儿地吃起来了。我就说,“猫雌我的灭!”

这段话不光保留了北京话里的“儿化”,还把一个常州小孩将“吃”说成了“雌”,将“面”说成了“灭”都一一记录下来。

赵元任的可贵之处,并不在于他的“白话文”功力,而是他指斥胡适短处时的直言不讳。这种近呆似愚的直言不讳,在“聪明人”看来,是不合时宜的,甚至是不可想像的,毕竟,胡适不光是“白话文”运动的领袖,还是“国学研究院”的“设计者”,更为重要的是,他的文章被人们认作白话文使用的典范。批评一个“领导”的“长项”,勇气虽可嘉,但“智术”则明显不足。妙在胡博士认可了赵元任的“指斥”,“发现”了自己的白话文果然“不够白”。

今人常常慨问,那个时代怎么就“大家”迭出,令后人眼红耳热了呢?慨叹归慨叹,却少有人去探寻成“果”之“因”,模仿、鉴用者更是寥若晨星。而时事不同,境趣当有别。赵元任的直指胡适“短处”,要是发生在今天,断然不会以如此平和、平淡的方式收场,反惹得一番口诛笔伐也未可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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