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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岁月飘忽,性灵不居,腾声飞实,制作而已。” 刘勰《文心雕龙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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胤禛,康熙第四子  

2016-04-08 15:56:08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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雍正皇帝爱新觉罗?胤祯,他是康熙皇帝第四个儿子,大清王朝入关后的第三任统治者。雍正夹在功业显赫的康熙和乾隆之间,一般都认为他只是承先启后的过渡皇帝,但我个人认为其在康乾盛世中处于不可或缺的位置。历史选择了他,他也交给了历史一份满意的答卷。日本史学研究者佐伯治曾评价雍正皇帝说:“康熙宽大、乾隆疏阔,若无雍正整饬,满清恐早衰亡。”

“好人”雍正,得一世恶名

雍正在位十三年,对清廷机构和吏治做了一系列改革。如为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实行改土归流,耗羡银归公、建立养廉银制度等,出兵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,设立军机处,创立秘密建储制等。正是他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,一扫颓风,使吏治澄清、统治稳定、国库充盈、人民负担减轻。这样一位励精图治、致力于富国强民的皇帝,应该担得上“好人”的评语。

可就是这样一个“好人”,却只得到一世恶名,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。民间传说,最集中的是他“改诏夺位”、“骨肉相残”、“不得善终”三大恶名。从登上皇位,就传闻不断,说他谋父、逼母、弑兄、屠弟、贪财、好杀、酗酒、淫色、怀疑诛忠、好谀任佞。民间流传关于雍正的死因有很多,有说是被吕四娘(吕留良遗孤)谋刺死的﹔有说被宫女缢死的﹔有说服丹药中毒而死或中风而亡﹔更有甚者说其是被曹雪芹和竺香玉合谋毒死。众说纷纭的死因,其实正反映出雍正登基后面临的现状。

可一个公认的事实却是:雍正是封建王朝中最为勤政的皇帝之一,在位十三年,国库从接手时的所剩无几到卸任时的国富民强,老百姓的安居乐业(雍正在位期间没有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),极力整治吏治建立了健全的领导和监督体制。以后人的眼光来看,愚以为雍正的“恶名”正是来于自己的功绩。

“清欠”功绩招“恶名”

雍正即位后,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清欠,也因此得了贪财的恶名。

在康熙统治期间,解决了长达八年的吴三桂等三藩的分裂战争,收复了被郑经割据多年的台湾,驱逐了占据我国黑龙江地区的沙俄势力,又出征蒙藏平定准噶尔部蒙古贵族分裂势力的动乱,这一通仗打下来得需要多少银子?清朝经济面临着崩溃的危险:一方面叛乱此起彼伏,剿而不灭,用去大部分财政收入﹔另一方面朝廷内贪污成风,大小官员多以“借款”为由,私自动用国库银两竟高达上千万之巨!借了钱,又不还回来,这就造成了国库的“亏空”。国库里没有银子,就得增加赋税向老百姓要,要到后来康熙都觉得老百姓太苦了,于康熙五十一年(1712年)下旨“永不加赋”。国库只存银七八百万两,而又不能“加赋”,这就是雍正接手时的财政现状。

如果说,打江山要靠枪杆子,那么,治江山就得抓钱袋子,所以亏空不能不补。雍正为了维持大清帝国的运转,把眼睛盯在了“亏空”上,要把官员们欠国家的钱收回来。雍正决定从整顿吏制开始,钱粮亏空主要出在官吏贪污上。雍正说:“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,朕在藩邸,知之甚悉。”又说,“近日道府州县亏空钱粮者正复不少”,“藩库钱粮亏空,近来或多至数十万”。于是雍正下第一个法令,就是下达全面清查积空钱粮,要求各地严格执行,并责令所有亏空三年内全部补齐,不许派于民间。康熙皇帝去世刚好一个月时,雍正便下令全面清查亏空钱粮,可见事情之紧迫。

在清欠执行上,雍正的做法很值得称道。

官员的指派与意义

雍正从中央直属机关内选派钦差大臣,同时又从各地抽调一大批候补州县随行。这个人选搭配很有意思。首先钦差大臣与地方的联系不是特别密切,而且就在皇帝身边,肯定对雍正清欠的决心和信心十分了解,即便是有些孝敬及往来,在这事关自己脑袋的问题上,他不会冒那么大的风险给别人担事。而同时又有一批候选官员随行,对钦差大臣本身就是一种监督。

要知道雍正给出的政策是:查出一个贪官污吏,立即就地免职,从调查团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。这些候补们,眼睛都望穿了,好不容易盼到这么一个出头的机会,因此眼睛现在都泛著蓝光,死盯着钦差大臣和受查官员,谁“和稀泥”谁就是动了他的“顶戴”,这样就避免了官官相护。同时,在古代官场有一个循环:上一任亏空,继任者填补,离任的时候再亏空给下一任,所以亏空总是补不上。可这回继任者就是来查账的,还不趁机把前任的亏空账抹平?再者,如果他查不出亏空也就没有自己的继任。因此,从哪方面讲,去查账的人都会“光膀子卖力气”地彻查到底。

履郡王事件带来的影响

雍正这一出手,动静可真不小。首先查处主管财政的户部有亏空,而且亏空达二百五十万两,雍正责令户部历任尚书、侍郎、郎中、主事等官吏共同赔偿。另外雍正自己的十二弟履郡王曾做过内务府主管,结果内务府也有亏空。当时全国上下都看着这件事情,如果这笔钱追不回来,那清欠将就此不了了之。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,雍正向这位十二弟下了手,最后履郡王为了还钱,只好将家中器物当街变卖。虽然履郡王此举有给雍正难堪的意思,但不管怎么说你还是要把钱还了,皇上至亲尚且如此,还有哪个官员能够赖账。但雍正也因此落了个刻薄的恶名。

从履郡王的事件中,雍正看到了一个问题:官员亏空国库不是一时亏空的,十几年,甚至几十年的债一时还清有困难。雍正元年(1723年)八月,雍正采纳了通政司官员钱以垲的建议:抄家。亏空官员一经查出,将其家产查封,家人监控,追索已变卖的财物,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。赃官们的罪一经核实,就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,连他们的亲戚、子弟的家也不放过。雍正下令:“丝毫看不得往日情面、众从请托,务必严加议处。追到水尽山穷处,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,方符朕意。”此令一下,全国一片抄家声,雍正也得了个“抄家皇帝”的封号,甚至连牌桌上都有了一种新打法:抄家和。

雍正处理事情的态度与方式

雍正四年,广东道员李滨、福建道员陶范,均因亏空案而畏罪自杀。想一死了之?没那么容易!雍正指出:“官职家财既不能保,不若以一死抵赖,留赀财产子孙之计。”跑了和尚跑不了庙,雍正下令,找他们的子弟、家人算账!与此相同,广东巡抚杨文干、闽浙总督高其倬、福建巡抚毛文铨等,雍正都对犯官“嫡亲子弟并家人等”严加审讯,最终“所有赃款着落追赔”。个中详情,《红楼梦》背景中的江宁织造曹家就是其中著名的例子,这才有后来雍正被曹雪芹和竺香玉合谋毒死之说。在一场暴风骤雨般的专项整治中,亏空没了,国库也殷实了,但雍正也因此落了个好杀的恶名。

在解决了“眼前这点事”的同时,雍正于1723年成立了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“会考府”,这为后来的整治吏治、反腐惩奸做好了准备。同时暗中安插密探,四处巡访,即使是巷尾街头的民间琐事,他都能马上知道。满朝文武官员都担心祸及自身,为人处事都格外小心谨慎。另外雍正还建立密折专奏制度,奏折由一种专用的特制皮匣传递。皮匣的钥匙备有两份,一把交给奏折人,一把由皇帝亲自掌握,任何人都不得开启,也不敢开启,具有高度的私密性,故称“密折”。这一下官员之间互相监督,并可直达圣听,官员们更是如履薄冰。吏治由此得以清明,但雍正因此落下个怀疑诛忠的恶名,甚至民间流传出雍正亲自设计的杀人工具--血滴子的传说。

雍正惹“官怒”

在这之后雍正又实行了摊丁入亩、耗羡归公等政策。所谓摊丁入亩,就是按地亩之多少,定纳税之数目。地多者多纳,地少者少纳,无地者不纳。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官绅地主。耗羡归公,更是把以前各级官员的以银两在兑换、熔铸、保存、运解中有一定损耗为由,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的“小金库”收归中央财政。动了这些官员的钱袋。

清欠一事可以讲“事关根本”,成功与否决定了清朝能否安定、安全,也正是因为如此雍正才大动干戈。但是由于他近乎“不近人情”的高压政策,深深得罪了各级官员。应该讲这件事情是影响到雍正整体评价的关键因素,他犯的非“民怨”而是“官怒”。

雍正招惹“读书人”

雍正不仅仅得罪了当官的,更得罪了天下的读书人。文字狱在雍正朝尤其严重,他因此落了个好谀任佞的恶名。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曾静案。雍正六年,儒生曾静因受到明朝遗臣吕留良诗文的影响,锐意反清。让他的徒弟张熙去找时任川陕总督的岳钟琪,劝岳反清,结果被岳钟琪给举报了,曾静因此入狱。

这种谋反的罪名,在当时凌迟或者灭九族都是有可能的。但雍正只是下令将审讯曾静的记录整理成册,在其中对民间不利于自己的谣言进行驳斥,起名为《大义觉迷录》。杀一个曾静对雍正来讲是没有意义的,雍正要借这个机会重塑自己的形象。而曾静也很配合,不仅自愿到各地宣讲雍正皇帝的“圣德”,而且还写了一篇《归仁说》,表达自己诚心忏悔之意。

曾静案实际上仍然是在给雍正泼脏水,在查抄出来的物品中,大部分都是宣传雍正争夺皇位的内容,说他如何谋父、逼母、弑兄、屠弟,以及贪财、好杀、淫色等。可见,此次不是真的要谋反,而是针对雍正个人。从曾静选择的策反对象来看,他根本就没期望会策反成功,岳钟琪击败准噶尔兵、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,当时圣眷正隆,试想,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跟着曾静造反?曾静为什么偏偏就闭着眼找上了他?愚下认为,曾静就希望此事败露,造成轰动效应,以使得他的那些资料能够更广泛地宣传。虽然曾静策反没能成功,但他已经成功了,他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一笔,而且更让雍正着实加了一条罪状,也使雍正得罪了天下读书人。

雍正得罪的这两批人,官员和文人,实际上是老百姓的眼睛和舌头,他们“看的”和“说的”,很快就被老百姓复制、传播。因此,当有“政治目的”的人散播谣言的时候,这些做官的不会加以制止,甚至希望这些谣言传得越广越好,甚至有些人还会主动地去编造谣言。雍正的丑恶形象在这些官员的“口诛笔伐”中,进入了老百姓的意识中。

雍正即位的问题

老百姓最津津乐道的就是:雍正即位的合法性。民间流传着雍正将康熙遗诏由原来的“传位十四子”改为“传位于四子”。这显然是不可能的,且不说遗诏至少有满汉两种文字,改了汉文改不了满文,无论传给谁总要写个人的名字,例如,传位于四子爱新觉罗o胤祯,“十字”能改,那名字怎么改?还有的说雍正是其母亲和年羹尧私生的,改“康熙遗诏”之事是年羹尧干的。这事情就更搞笑了,年羹尧是康熙三十七年(1698年)中的进士进而走上仕途,而这年胤祯已经二十一岁了。与合法性相关的还有很多传说,例如,雍正逼康熙传位给自己,说雍正逼死了自己的母亲,残害自己的亲兄弟抚远大将军老十四爱新觉罗o胤禵。可以看出,雍正就是一个靶子,所有的脏水都在往他身上泼。

很显然,当时虽然雍正已经做了皇帝,但自己的位置并不稳当,尤其争夺皇位的人都还没有死心。仔细分析这些传闻都是有政治目的的。修改遗诏,只是为了宣传雍正不具有“合法性”﹔“谋父、逼母、弑兄、屠弟”只是为了宣传雍正“非君子”,这样的人不配当皇帝。而且这些宫廷秘闻,老百姓就是想编都不可能说得跟真事似的,这只能说明这些事情不是始于民间。如果老百姓是听来的,而且是听雍正的政敌说来的,这事情可信吗?

雍正勤政为民

雍正在位期间,自诩“以勤先天下”,不巡幸,不游猎,日理政事,终年不息。仅以朱批奏折而言,雍正朝现存汉文奏折35000余件、满文奏折6600余件,共有41600余件。雍正平均每天批阅奏折约10件,而且批复都以红砂朱批,这说明不是找人代笔,有的奏折上的批语竟有1000多字。著名作家二月河曾如此评价雍正:“康熙、唐太宗,还有秦始皇这些勤政君主,没一个比得上他的。”可这样一个“一心为公以天下计”的皇帝,无论是在位的时候,还是身后都留下了恶名。

雍正曾在年羹尧的奏折上,批了一段流传后世的君臣说:“凡人臣图功易,成功难﹔成功易,守功难﹔守功易,终功难。为君者施恩易,当恩难﹔当恩易,保恩难﹔保恩易,全恩难。若倚功造过,必至返恩为仇,此从来人情常有者。”实际上这对雍正又何尝不是呢?他一心想造福于民,却层层受阻,虽然取得了不少功绩,却免不了为当世和后世所恶。套用他自己的话讲,正所谓“做事易、成事难﹔成事易、守事难﹔得名易、保名难﹔保名易、全名难”。

后世为雍正的平反

雍正在位仅十三年,个人认为却是对整个大清王朝作出贡献最大的一位皇帝。但这样一个兢兢业业,一个一心为公的好皇帝,在位时以及身后若干年之内却备受争议,实在令人惋惜。但历史是公正的,近年随着关于其相关史料的逐步公开,大众逐渐开始接受了这位好皇帝,甚至开始为其“平反”,这很值得欣慰。

雍正的成功,首先在于他摒弃了人情的束缚。在封建官场,所谓的处世哲学,其实就是一部人情学。这类学问虽然让一部分人在复杂的斗争之中得以明哲保身,却让很多人失去了在历史上留下自己名字的机会。以结果看行为,雍正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为了整个国家社稷,为了黎民百姓。虽然在世时已经背负骂名,虽然他知道自己无力将自己的形象在百姓的口中和文人的笔下更改,但他依然努力地工作著,依然奋力地为了天下而不断得罪那些不得不得罪的人。可喜的是,近些年对雍正的评价正在发生改变,人们正逐步开始转变对他的认识,甚至有很多人已经喜欢上他,例如我自己。雍正在后世所得到的认同向我们昭示了一条生存法则: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你!

为什么勤恳的雍正一心为天下,却不能得到当时人们的认同和理解?在民众的眼中却是个不仁不孝的人?为什么雍正做了那么多实事、好事不被民众所铭?原来,为了国家,雍正得罪了当时那个国家的大脑和口舌――官员和文人,正是他们能够决定雍正将以什么样的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。雍正的好心没有好形象,为我们昭示了一条生存法则:你的形象取决于评价者如何评价!

(本文摘自《从历史看职场》,商振编著,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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